填补成长的空白 “慧育中国”为“未来的风险”配置投入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卢迈讲了一个细节：在西部农村，一名男孩在18个月大的时候被拴在床头，他的活动半径只有一根绳子的距离。这是他年迈的曾祖母能想出的最好办法，既不耽误农活儿，又能保证孩子安全。

该基金会最新调研发现，在农村，有的家长不懂喂养方式，经常给孩子吃面条、馒头等单一主食;有的家长误认为奶粉比母乳更有营养，就把奶粉留给男孩喝，让女孩喝母乳;还有很多家庭缺少图书和玩具，电视、手机成了孩子打发时间的工具，电子游戏和短视频充斥孩子的童年;有的家长一有了钱就给孩子买零食，导致大量非正规厂家生产的“五毛零食”蚕食孩子的牙齿。

罗治兰没有想过自己每次带孩子玩，能对一个孩子的人生有多大影响。她只是如往常的周末一样，来到孩子的家门口，唤一声“罗彦茜”。

“哎!”一听到这个熟悉的声音，2岁多的罗彦茜立马猜出了是谁。她兴奋地小跑着，扑进罗治兰的怀里。

罗治兰今年35岁，比女孩在外打工的母亲年龄稍长。罗治兰的角色像老师，也像母亲，她是湖南省古丈县红石林镇团结村的家访员，也被称作育婴辅导员。村里半岁至3岁的孩子，都是她的服务对象。

2018年6月，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开始在湖南古丈实施“慧育中国：山村入户早教计划”，这项针对0-3岁农村儿童早期发展的项目，聘请当地农村女性作为育婴辅导员，对她们进行培训，让她们在家访中提供科学教养和营养养育指导。

在古丈，像罗治兰这样的村级家访员一共有31名，此外还有7名乡镇督导员和1名县级总督导。

填补成长的空白

位于湖南、贵州、重庆三地交界的古丈，此前是特困地区之一。古丈多山，人均耕地面积不足1亩。团结村藏在大山的缝隙里，要穿过层层白雾、绕过环环山路才能到达。

罗治兰担任家访员两年多来，已经有8个孩子从她这里“毕业”。罗治兰只有高中学历，但在红石林镇家访督导员彭李艳看来，这个8岁孩子的母亲有耐心、有爱心，深受孩子们的喜欢。她每个周末要家访11个孩子。

2020年9月19日，是罗彦茜这个月接受的第三次家访。一小时左右的时间，罗治兰要带她一起完成三块拼图，阅读画册中《我饿了》的故事，让孩子理解并能回答问题，此外，还要教唱一首儿歌《拔萝卜》。

这些内容源于“慧育中国”项目提供的标准化“教材”，旨在锻炼孩子的肢体动作、认知、记忆和表达。有时，罗治兰还会用矿泉水瓶和布料自制一些简易的玩具，丰富孩子们的游戏形式。

从短暂的互动能看出一名儿童的发展状况。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教授施建农会重点观察孩子的语言、面部表情和眼神。“眼神非常重要，比如你指向一个东西，孩子的视线如果会跟随，这个过程叫共同注意，这能够反映孩子的社会性发展。”

罗彦茜这天特别开心，她扎了冲天辫，露出大大的脑门和两排洁白的牙齿，不停地挥动小手。三块拼图对她来说并不困难，完成之后，她又把这些图形打乱，想要在罗治兰面前重新表现一番。

每次家访，罗治兰会在表格上记录孩子的完成情况，并检查孩子对上次家访内容的记忆，以及在这期间家长的配合度。

尽管家访过程中，罗彦茜的祖母会坐在一边旁听，但当被问到家访结束后会不会带着孙女一起做游戏，她满是皱纹的脸上挤出腼腆的笑容，“我不会，学不会这些”。她是罗彦茜的主要养护人。罗彦茜的母亲在孩子一岁半时去打工，父亲白天在村里做些零工，晚上才回家。

父母陪伴的缺失在山村孩子的成长经历中并不罕见。距离罗彦茜家不远处，另一户家庭的两个孩子也是罗治兰的家访对象。他们的祖母哭着说，小孙子出生不久，儿子儿媳就离婚了，之后儿子以打工为由逃避在外，一直联系不上，也不给家里寄钱。孩子的母亲再没回来看过。祖母不仅痛心家庭破碎，更惋惜当初为儿子婚事四处筹集的20多万元彩礼。

罗治兰觉得，在这种环境下，两个孩子更需要她来填补成长的空白。然而家访近半年，那个较大的孩子会拉着罗治兰舍不得放手，较小的孩子仍然内向、躲闪，不肯让她抱一抱。

在她的11个家访对象中，几乎有一半是留守儿童，他们通常由祖父母带大。罗治兰观察到，老人在家还要忙农活儿，对孩子基本是放养。有的老人不懂如何跟孩子交流，经常打骂小孩。她一遍遍地告诉他们，不要用打骂的方式，要多交流，多微笑，孩子虽然还不会说话，但大脑有意识，心里也明白。

“命运岔路”

对于这种免费上门的科学养育指导，大多数人都欢迎。不过罗治兰也吃过闭门羹，有人疑惑，几次互动能有多大的效果?

“慧育中国”项目最早在甘肃省华池县试点，华池是中国最贫困的地区之一，85%的面积是山区。家访从2015年9月开始，至今已实施5年，在这期间，对被干预的儿童，项目方持续跟踪观察。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卢迈讲过一个发生在华池的故事。一名男孩在18个月大的时候被拴在床头，他的活动半径只有一根绳子的距离，两平方米的炕就是他的全部天地。这已是他年迈的曾祖母能想出的最好办法，既不耽误农活儿，又能保证孩子安全。

男孩的父母当时分居，后来离异，祖父母都没有照顾他的能力，平常他由曾祖母照料。“慧育中国”项目工作人员对他初期检测时，发现他的发育异常。2017年，家访员张灵娟找到这个男孩，从语言训练开始，逐渐教他认识颜色、数字，他越来越开朗，表达能力也在进步。到终期检查，3岁多的男孩，智力水平已经超过了他的年龄段。

芝加哥大学教授、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詹姆斯·赫克曼曾对甘肃华池半岁至3岁入户早教的效果进行评估。根据他2020年最新的研究结果，接受家访干预的儿童中有84%表现好于未接受家访的对照组儿童。经过测算，入户家访对参与儿童的技能提升将会增加他们38%的大学入学率。这些技能包括儿童语言和认知技能、精细动作技能和社会情感能力，尤其对于最贫困儿童，影响最为显著。“这好比在人最饥饿的时候给他的第一个馒头，是最有效果的。”施建农说。

早期干预为何如此重要?有研究表明，一个人87%的脑重和80%的综合能力形成于“生命最初的1000天”，同时，人力资本最高的经济回报率也来自早期投资。赫克曼曾提出著名的“赫克曼曲线”，这条下降的曲线显示，随着弱势儿童生命周期的推进，对其人力资本进行投资的社会回报率在降低。而传统的政策往往是在后期干预投入更多的资金，例如提供职业培训、实施成人扫盲教育、罪犯改造计划等。

赫克曼认为，早期教育相关的小窍门很简单，无需高深的育儿理论。比如，和孩子玩的时候让他能够看到你的脸，陪孩子一起搭积木，一起画画，给他讲故事等。这不需要很多钱，也不需要很大的基础设施。

即便如此，这样简单的交流也是许多乡村孩子无法实现的。赫克曼发现，富裕的家庭比起贫穷的家庭，会在教育上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亲子互动更好，因此，政府在对贫穷家庭教育投资方面的介入就显得十分重要。

这关乎一个公平的起点。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近年的一个研究呈现了城乡儿童起点差距的残酷事实，上海90%的孩子在丹佛发育筛查测验(用于早期发现0-6岁儿童发育问题)中是正常的，而在甘肃华池，这个比例是66%，贵州毕节七星关区只有43%。

“越来越多的社会学文献提出了令人信服的观点，即不同家庭背景成长起来的孩子面临着‘命运岔路’。”2018年11月，赫克曼在一个论坛上说，“对中国农村的留守儿童而言，尤其是父母双方都离开，是导致儿童能力差异的一个重要因素。并不是说祖母不爱她的孙子，这同样是资源和能力的问题。如果替代父母的看护人独自一人、受教育程度较低、精力较差，必然导致孩子成长的环境不够丰富。”

“儿童发展是下一阶段减贫战略的核心”

不容忽视的事实是，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的儿童，在健康和教育等方面的发展水平明显低于全国平均水平。2020年下半年，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和中国儿童中心组成调研队伍，历时34天，随机抽取了15个省份的20个贫困县，并选择全国妇联的4个项目县和基金会的5个项目县展开调研。

卢迈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这次调研更大的背景是反贫困，希望通过促进儿童发展从根本上切断贫困的代际传递。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收入分配研究院执行院长李实做过分析，底层人群更有可能把贫困传递下去，出生于贫困家庭的孩子有48%的可能会延续贫困。

“出生在哪儿是孩子没法选择的，但是他却要承担出身不利的后果，这是十分不公平的。”卢迈说。

在卢迈看来，中国的相对贫困问题还很大。“6亿农村居民不可能靠财政转移实现收入公平，国家财政难以维系。前期工作说明，儿童发展是下一阶段减贫战略的核心。”

此次调研使用了体格测量、家庭问卷、儿童发展筛选小程序等较为先进的中国本土化测量工具，同时入户走访。调研中发现，一些错误的养育方式依然广泛存在。有的家长一有了钱就给孩子买零食，导致大量非正规厂家生产的“五毛零食”蚕食孩子的牙齿;有的家长不懂喂养方式，经常给孩子吃面条、馒头等单一主食;有的家长误认为奶粉比母乳更有营养，就把奶粉留给男孩喝，让女孩喝母乳;还有很多家庭缺少图书和玩具，电视、手机成了孩子打发时间的工具，电子游戏和短视频充斥孩子的童年。

工作人员在调研中最常见到的，是爷爷奶奶扯着及膝的孙辈，或是牙牙学语的婴孩趴在摇摇晃晃的背篓里。如今，农村剩下最多的正是这些最弱势的老人和小孩，年轻人在向外流动。条件较好的家庭选择搬去县城，而留在农村的是最困难也最需要帮助的人群。

古丈县一位村干部说，村里的生育率越来越低，单身汉很难找到对象。为了延续后代，有的大龄男子会娶有精神障碍的女子，导致孩子出生就有先天缺陷，即便生下健康的孩子，在这样的家庭环境里也难以正常发展。

在甘肃漳县，中国儿童中心师资培训部教师孙晓舒遇见一位“跑路妈妈”。她小学文化，19岁结婚，借此逃离原生家庭。婚后她育有一子一女，因经济拮据常与丈夫爆发矛盾。她独自带着两个孩子在县城一家工厂工作，丈夫在外地。“她对孩子比较缺乏养育意识，没有交流和互动，也没给他们带文具，小朋友一整天在工厂里非常无聊，几次跑到马路上她也没有意识到，都是其他工友帮领回来的。”孙晓舒在一次调研时和她聊过天，3天后，当孙晓舒再去找她，工友说“她跑了”，留下两个孩子由奶奶养育。

调研共覆盖了7762名0-6岁儿童。从针对古丈、华池等4个项目所在地2409名0-6岁儿童的筛查结果来看，这几个县的儿童发育水平是合格的，儿童早期发展状况得到改善。值得一提的是，在项目所在地除了有针对0-3岁的“慧育中国”，还有针对3-6岁的“一村一园：山村幼儿园计划”。后者已试点多年，曾在2018年获“世界教育创新项目奖”。

但卢迈表示，城乡差距仍在拉大，尤其在儿童的生长发育、情绪、认知技能等方面，这与可能的遗传因素，以及冷漠忽视、家庭暴力、毒品等不利的家庭和社会环境有关。因此，贫困地区儿童发展仍需干预。

“总的结论是干预有效。”卢迈说。

为“未来的风险”配置投入

“慧育中国”项目在新疆吉木乃县、湖南古丈县、西藏尼木县等全国11个县开展，有的全县覆盖，有的只覆盖部分，累计受益儿童超过2万人。然而这种投入与中国原832个贫困县大约1600万0-6岁农村儿童相比，仍是杯水车薪。而且，这一实验项目正在面临推广阶段最普遍、也是最大的障碍——资金不足。

古丈县政府提供的数据显示，古丈目前0-3岁儿童早期养育和照顾服务覆盖儿童数303人，覆盖家庭293户，占全县0-3岁户籍婴幼儿比例为14%。2019年，古丈县财政在儿童早期发展专项资金投入为20万元。“在儿童发展投入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有经费紧张、持续投入难度大。”

古丈县政府一位工作人员介绍，项目成本主要来源于人力。以罗治兰为例，家访员的月工资是1000多元，每到一个家庭家访一次是30元。这个数字对于一般村庄20多岁的年轻女性而言并无吸引力，外出打工收入更加可观。此外，家访员作为一个新职业，没有社会保险，缺乏稳定的保障加剧了人员的流失。

“慧育中国”项目资金，通常来源于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或对口帮扶单位的资金支持，再加上政府专项投入。很多时候，一旦失去外部的资金支持，项目就会萎缩。

“我国脱贫地区有大约1600万0-6岁儿童生活在村里，其中相当数量的儿童早期发育迟缓，是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突出体现。”卢迈建议，针对3-6岁在村儿童的学前教育，中央政府应继续加大投入、保障经费，将政策进一步向村一级倾斜。

而针对0-3岁的孩子，他建议国家从扶贫资金中设立专项资金支持。

每人每年投入3000元，可以产生数十倍的终身收益。

短期来看，良好的教育是一个家庭最急迫的需求。根据调研初步结果，贫困地区的家长普遍希望孩子获得更好的教育，但有3/4的家长苦于没有正确的教育指导。中国儿童中心党委书记丛中笑建议，将3岁以下婴幼儿家庭教育支持服务纳入政府公共服务。希望“十四五”期间有更多的资金投入到0-3岁儿童，特别是贫困地区的儿童身上。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韩凤芹和博士生曹蕊在一篇题为《构建儿童早期发展公共服务体系：理论探讨与现实选择》的论文中建议，为未来的风险提前配置财政资源。对欠发达地区或处境不利儿童，可设立专门的儿童早期发展综合服务项目，由中央和地方共同承担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适度加强中央支出责任。

“预分配比再分配更符合成本效益原则，投资儿童相当于投资国家未来，儿童早期发展公共投资是财政对公共资源的预分配，将公共资金预先投资于儿童早期发展，更能兼顾公平与效率。”他们指出。

卢迈在多个场合为农村儿童早期发展问题鼓与呼。他强调：“不要小看这个群体。每年有250万人进入劳动力市场，以20年计，将来这批人长大，走出村子，将会有5000万劳动力，他们是身体健康、心理阳光、语言认知各方面能达到基本水平的5000万人，还是心理比较扭曲、各方面能力不足的5000万人，这对大家、对国家来讲，都是至关重要的。”

中青报·中青网见习记者 张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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